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在《郑成思版权文集》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

    手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三卷本150万字的<<郑成思版权文集>>，感到欣慰。这是从郑先生等身著作中精选的传世之作，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。翻开扉页，首先，映入眼帘的，是郑先生那亲切的、无比阳光的、灿烂微笑的彩色照片。接下来，是工整朴实、一如其人的“郑体”字手稿片断。我们知道，他生前虽深谙打字之术，但是更勤于手写，故有大量手稿存世，且我们之间多有书信往还，所以，对他的字再熟悉不过。最后，是凝结着他的思考与智慧的，力透纸背的煌煌巨著。人，文，书，三位一体，凸显郑先生鲜明的立体形象，堪称质与文、学与术的完美契合，也彰显汇编者良苦、独具的匠心。睹文思人，郑先生音容笑貌，恍如昨日。令人抚今追昔，感慨无限。
    郑成思先生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制的历史上是有浓重一笔的人，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“三不朽”的杰出代表。同所有成功者一样，郑先生非凡的成就背后，也镌刻着他一生不凡的经历。他的生命中，与成功相伴的，是艰辛与坎坷。上世纪80年代出差国外，途中一次长谈，郑先生对我讲起了他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一位上世纪20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建国初期蒙冤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长达近30年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在年近古稀之年才得以平反。恢复工作以后即热情投入工作，在为老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中，他协助胡耀邦同志解决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难题。看得出，在郑先生身上获得更多的是父亲的精神力量。他告诉我，从学字伊始，就遇家境变迁，从少年到中年，过的是平民大众的生活。不难看出，正是这种生活和境遇，既养成了他朴实、平和的生活作风，也造就了他正直、耿介，待人以诚、处事以敬的处世之道；这种境遇，还促使他早早的直面人生，懂得承担。作为家中长子，他注重修身、齐家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。他以身作则，抱坚韧之心，当患难之运，因而铸就了他不畏艰辛、积极进取、乐观向上的品性。这些品性，顺理成章的为他走上学术生涯，并抱定终身，矢志不渝，为以后一生的成就，奠定了基础。他说，他学习之刻苦，常人难以想象。靠自己的努力，他先后考取了在北京市中学名列前茅的男八中，我们每个在北京长大的人，在那个年代，深知在一所优秀的中学读书意味着什么。作为高材生，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政法学院。那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招生最少的年份，那一年，全国一共只招收了15万大学生。文革并未让他蹉跎，他以头悬梁、锥刺股的精神努力学习，为未来储备知识与能力；文革结束后，他争分夺秒，殚心竭虑，以对国家、民族的责任感，倾其全力，实现了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夙愿，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“三不朽”的杰出代表。
    我们知道，“三不朽”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。“三不朽”语出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讨论何谓“死而不朽”，范宣子认为，它的祖先从虞、夏、商、周以来世代显贵，香火不绝，是为不朽；叔孙豹则不以为然，认为这不过是“世禄”，并非“不朽”。他认为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三不朽”。此说为士人推崇，于今不衰。今天，“三不朽”的内涵应有其新的生命，新的内容。郑先生的人生实践，以学术为中心，著书立说，兼以教书育人，同时又长期从事立法活动，他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贡献是全面的。他的学术观点，在我国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，使他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界的杰出代表和一代大师，他的思想，他的著作，非抒发个人情怀，而是以天下为己任，关乎经国之大事。因而超越物质，超越时空，不因他的离去而有任何贬损。其言立于后世，此之谓死而不朽。郑成思先生身后，因其留下的精神遗产，得以不朽；郑先生抱着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责任感，凭借其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验，以及他对国际大势独到的眼光，在他所参与的立法活动，尤其是知识产权立法活动中，不遗余力地倾其所学，为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奔走呼号。在中国知识产权的诸项立法中，无不浸润着他的真知灼见。这些智慧的结晶，指导着我们的生活实践，为国家建功立业，功德无量，转化为巨大的精神与物质的财富，此之谓立功；郑先生一生清苦，洁身自好。他严于律己，不仅治学严谨，而且雍容大度。他宽以待人，胸怀大学问，仍勤学好问。凡是接触过他的人，无不为他的严谨的学问与谦和的作风所感染；他忧国忧民，为国家的法制建设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凡是了解他的人，无不为他以国家、民族利益至上的赤子之心而感动，此之谓立德。郑成思以一个学者的情怀和实践，创造性的完成了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的“三不朽”境界，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。
    《郑成思版权文集》的出版发行，为我们重温郑先生的金石之言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载体。郑先生的业绩，将彪炳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制史册；郑先生思想的智慧之光，将薪火相传，指引来者开创我国知识产权法制的未来。